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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郎家也在鲁山县另一个乡镇下面的村庄。魏欢的朋友圈里，她表现出过对结婚对象的不满意，她提到对方“蹬鼻子上脸只会气人”。高楠是新郎的高中同学。他们读的是鲁山一所高中的尖子班，高楠记得他的成绩不差，应该至少能读个本科。在她的印象里，新郎长相普通，在高中时就有些“油嘴滑舌”，喜欢上课看小说，被老师批评后会还嘴，“在班里属于边缘人物”。 高楠告诉本刊，从当时他的衣服和用的东西来看，他家的条件应该不算好。她觉得魏欢的工作在县城算是很体面，应该能找一个条件更好的。

　　这所每年都出清北考生的“中国县域百强中学”从高一开始就赶进度，要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讲完课程。这样的快节奏下，郭雅静记得魏欢讲课总是很细心，讲卷子时每一道题都会讲。每周都有考试，没达到分数线的同学要单独找老师“过关”——背课文、回答问题。郭雅静有次也要过关，下课后没背熟就去魏欢办公室，背得支支吾吾，魏欢也不恼，笑着让她回去准备好再来。郭雅静说，她们班成绩在年级里不算最好，考试后排名不好，各科老师会被领导叫去反思，但魏欢从未因为这样的事迁怒学生。她记得魏欢唯一生气的时候是当课上一些同学说话，魏欢提高音量，做出愤怒的表情，说她很讨厌上课说话。

　　徐妍感觉自己陷入到“无法拒绝”的境地，如果不加父母推来的微信、不见面，父母就会一直催促，只要有机会父母就会把话题拐到她没结婚的问题上。甚至有一次，母亲跟她说一家人出去吃饭，进了包厢徐妍才发现父母安排了相亲：除了相亲对象，还坐着一圈男方的亲戚。相亲对象给徐妍夹菜示好，她一直冷着脸。这件事以母亲骂她让他们丢人告终。最让她伤心的，是去年父母的朋友当面说她不结婚是心理有问题，该去看医生，母亲在一旁没有反驳，之后和她吵架时也叫她去“看医生”。

　　徐妍时时觉得纠结和痛苦，她一度考虑妥协，随便结婚算了。她交往最长的相亲对象是个公务员，父母有退休金，条件“没得挑”。他们一两周见一次面，吃饭、看电影。对方挺喜欢她，经常主动约她，给她送礼物，但她就是喜欢不起来对方，两人都没有牵过手。相亲的关系不需要确定恋爱的仪式，一般聊几个月就会自然过渡到订婚、谈彩礼的流程。但徐妍几度犹豫。正好碰上工作调动，她被调到郑州市，因为异地，两人渐渐不联系了。但迈入30岁后，可匹配的对象少了，父母开始给她推荐离异的男人。

　　李思维是平顶山市的婚礼主持人，常去县城主持婚礼。他发现和城市里比起来，县城新人大部分都是“媒妁之言”，在父母的安排下结婚，甚至有的显得没有主见，连婚礼当天几点出发都要询问父母。李思维在婚礼前会跟新人聊聊，大多新人都只说两人是相亲认识，没有什么恋爱细节可回忆，对婚礼主持的要求就是“快速结束，早点干饭”。他看到这些新人之间也几乎没有甜蜜、亲密的感觉，在县城婚礼他看不到新郎给新娘提裙角，反而是见过新郎嫌新娘换装慢而粗暴地推门。

　　陕西师范大学社会学系讲师黄丽芬2017年和2019年分别去过河南一些地方的农村进行社会学调研，当时她强烈感受到当地农村父母对于子女婚配问题的重视。“希望子女早日结婚”是中国父母普遍的心愿，但黄丽芬调研后发现，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如四川等地农村父母将婚配权力让渡给孩子，父母责任有限同时根据条件和感情给予支持；江西等地宗族性村庄的父母虽也有强烈的人生任务观念，但几个儿子中有一个儿子结婚后就算“后继有人”，压力舒缓很多。但河南农村的父母则会为了子女结婚一直奔波，把为家里每个孩子结婚当作人生必须完成的任务。

　　农村普通青年“早婚”在当地也很普遍。黄丽芬发现90后的年轻人有很多因为成绩不好等原因在初中学段辍学，之后外出打工、学手艺或就近游荡，父母在他们十七八岁时开始给他们张罗相亲，安排婚事，“介入的程度非常高”。今年27岁的范思琪就是生长于农村，她小时候父母在广州打工，几个亲戚轮流照顾她。初中她辍学后也去广州打工。十七八岁时父母安排她回老家相亲。她告诉本刊，她在村里的兄弟姐妹、玩伴都是天然地接受早早结婚，看起来没有顾虑。

　　陈瑞燕认为，在农村家庭因为催婚出现激烈冲突，一是因为两代人的婚姻观念与生活观念有了显著不同。老一代人活在比较有确定感的社会中，习惯了“结婚生娃养娃，娃再结婚”这一套叙事。而现在的90后、00后的生活环境大多伴随着动荡，每一年的状态都不同，许多年轻人甚至不愿意交社保，更不会认同婚姻带来的稳定感。她访谈的一些县城女性提到自己并不排斥婚恋，但受不了父母的强迫。“她会觉得我是受过新生代教育的，我是见过世面的，父母都是老观念老传统，没有资格说教我。”另一方面，陈瑞燕也觉得，受过教育、有工作的年轻女性在经济层面也比上一代更独立，不再需要依附于婚姻生活。

　　县城高中的招生老师告诉欧阳静，他们希望多招男老师，已经放宽标准，但来面试的男性确实能力不太好。欧阳静说，这种体制内“女多男少”的局面让男性在相亲市场上变得吃香，女性则挑不到合适的对象。欧阳静访谈的体制内未婚女性一般觉得对男方的学历、长相、家庭背景都不如自己。最近几年欧阳静持续在县城调研，她发现一个新的动向是县城的女性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一些互联网思潮影响，在几次交友失败后，开始觉得男性普遍都不够可靠，觉得自己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